在“方舱读书哥”身上,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信任的力气|草地?专栏

国际新闻 / 新华每日电讯 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 发布日期:2020-03-25 热度:12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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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用福山的理论来分析,新技术促进了新的合作和信任关系。某种意义上说,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强调人与人合作的创业文化。年轻一代走出家庭、热心公益的大有人在,在这次抗疫中,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社会信任的力量

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人都能“有机团结”在一起,在募集和运输防疫物资上,展现出很好的合作。这种强调信任的新文化,让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有更好的期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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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张丰 

 

武汉方舱医院的“读书哥”,是这次疫情中最让人感动的人之一。他只是躺在床上,阅读一本厚厚的书籍,就能向人传递安静的力量。这一幕被记者拍下来,他读的那本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也走进公众的视野。


 

这本弗朗西斯?福山的名著,是学术领域罕见的畅销书。中文版2012年推出,我手中的2014年版,已经是第5次印刷了,此后也是不断重印。


福山因为《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》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成了中文世界的“网红学者”,他有7本书都引进了中文版,并全部多次重印。这位姓付的“读书哥”照片在海外社交媒体走红,获得了福山本人的点赞转发。


 

福山自己多次说过,他最重要的著作是《信任: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》,不知道付先生是否读过这一本,但是在他身上,确实体现出了福山所说的美德:要出院的时候,他向一位病友承诺,帮她照顾15岁的儿子,并且辅导他功课。这名学生也曾感染病毒,和付先生一起治疗,同时出院。

 

信任和社会资本

 

这种超越功利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他人的做法,就是福山所说的“信任”。福山这本书所回答的问题是,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表现更好,而有的国家却不行?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容易创建大型企业,而有的国家创业者却大多“富不过三代”?


[美] 弗朗西斯?福山 / 郭华译 /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福山引入詹姆斯?科尔曼的“社会资本”概念来解答这一问题。所谓社会资本,就是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为了某些目的而合作的能力。信任度越高的社会,社会资本就越充分,反之亦然。

 

这其实是社会学的一个老课题。涂尔干《社会分工论》中就谈到过这个主题,他区分了“机械团结”和“有机团结”的概念。所谓“机械团结”,就是指基于血缘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,这种团结随着家庭圈子的扩展而逐渐降低。人们最信任的是“核心家庭”,父母和兄弟姐妹。接下来是有血缘的亲戚,再往外是更大的家族。

 

“有机团结”则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的陌生人之间的团结,在大城市,人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,必须更多依靠契约而不是血缘来生活。典型的例子是,“现代人”缺钱时应该向金融机构借贷,而不再是向父母讨要。城市人生活在“陌生人”组成的社会中,获得了极大的自由,但是,人们也必须学会信任他人,否则就寸步难行。


电影《小偷家族》海报 


如果把“团结”换成福山的“信任”,分析的思路也是一样。福山的贡献在于,他详细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的“信任”类型以及经济现代化的不同路径。“社会资本”充足的国家,不但社会运转更为顺畅,也更容易出现大型现代企业。而“社会资本”又是根植于文化传统之上,福山的创见,是指出了一个国家的传统对经济转型的影响

 

 

美国的衰弱:托克维尔到帕特南 


在几本书中,福山关于美国的看法都是一致的,他认为美国正处在让人担忧的危机中,那就是“社会资本”正遭受严重的侵蚀。托克维尔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就注意到了美国人“结社的艺术”。以新教传统立国的美国人,喜欢创建和加入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,这些组织构成“个人”与“政府”之间的“中间地带”。


[法]托克维尔 / 董果良译 / 商务印书馆


这种特性,是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崛起的关键,很多大企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。在电报出现之前,纽约的批发商和西部农场主之间,就可以凭借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做生意。任何社会的创业,都是从个人和家庭企业开始的,但是构建大型企业的关键,是勇敢地建立现代公司制度,创始人要把经营权(最后是大部分股权)交给别人。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任催生信贷,让公司的扩展成为可能。

 

美国人天生不信任政府,在制度设计上对政府有多种限制,数量庞大的“团体”,则让美国社会资本异常丰富。但是,福山注意到,美国的“社会资本”正在迅速萎缩,他的《大断裂》一书,就主要聚焦于这个问题。美国的犯罪率和离婚率都在上升,诉讼数量剧增,这就是社会信任出现问题的证明。社会信任良好,人们可以不必求助于法庭的终裁就能解决纠纷,大大节约交易成本。


[美] 弗朗西斯?福山 / 唐磊译 /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除了福山,也有其他重量级学者注意到美国“公共的衰落”这一问题,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罗伯特?帕特南《独自打保龄》。帕特南是当今美国一流的政治学家,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,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“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弱”。在书的开头,他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:闲暇的时候,你是愿意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聊天,还是一个人去打保龄球?他有数据证明,在美国社会选择“独自去打保龄”的人越来越多。


[美] 罗伯特?帕特南 著 / 刘波等译 / 北京大学出版社  


福山把美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归因于“个人主义”的泛滥。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价值,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,但是当追求个人利益超过一定限度,就会损害社会资本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他认为这是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,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经济。

 

神奇的日本

 

除了美国以外,日本和德国也属于福山所定义的“高信任社会”。作为“日裔美国人”,福山对日本社会的分析特别精彩。

 

人们通常认为,中日韩这三个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差不多,事实上则是大谬。日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,在于日本很早就确立了“长子继承制”,次子只能继承一小部分遗产,而次子以下根本没有继承权,他们不得已很早就外出谋生。


他们往往拜师学习某项技艺,所以,日本有一种“家元制”的团体,就是师徒关系的扩展,在政府系统,这种家元制到现在也很盛行,用更现代的说法叫派系。一个派系中的人,会有高度的团结和那种对师傅的忠诚。

 

虽然同样都受儒家文化影响,日本却对其进行了某种改造,他们更强调儒家价值观中的“忠”,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“仁”。日本把儒家的“忠”和武士道结合起来,最后形成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忠诚。


福山特别指出,这种忠诚其实是一种双向道德责任,下级对上级忠诚,上级对待下级也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。二战后,武士道被铲除,但是这种关系模式却被移植到企业之中,造就世界上最特别的“终身雇佣制”。

 

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并没有写入法律,但是在大企业却是老板和员工都共同遵守的“潜规则”。企业不能随便裁员,而员工也很少为了追求高薪而跳槽。在美国人看来,这简直不可想象。但是,这种“双向道德责任”,实际上形成了高度的信任,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时候,日本企业通常会采用降薪的方式一起共渡难关,而不是裁员。


日剧《半泽直树》海报 


这种高度信任最经典的表现就是丰田公司的车间。丰田的生产线上有独特的设计,每一个工人面前都有一个绳子,如果发现自己负责的部分有问题,拉一下绳子,整个生产线都会停下来。


人们可能会认为,会有很多人捣乱,从而造成生产根本无法进行,但实际上,这种信任却让工人有了高度责任感,他们会尽量把工作做到完美,这样出产的汽车,很少有瑕疵。相比之下,美国通用汽车则专门设有一个质量验收管理部门,前面环节都粗枝大叶完工,在最后一关却有不少需要返工,造成生产力的浪费。

 

中国的新文化


福山认为,中国社会的“家庭主义”太过强大,影响到大型企业的创建。改革开放之后,大陆也进入了40多年的经济腾飞。某种意义上,这得益于中国人的勤劳和创业。和大型企业相比,以家庭创业为主的小型企业,更为灵活,转型也更快,更有活力。

 

但是,家庭企业的问题在于,它本质上是一种“低信任”的表现,尤其是公司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,就会面临困难。中国有一句俗语叫“富不过三代”,很恰当地描述了这种困境。创业者成功之后,会把儿子们送到好大学接受教育,但是在第一代创业者老去的时候,会面临一个继承的问题。

 

中华文化的传统,一直是“儿子均分”的继承方式,这更为公平,但是对家业的发展更为不利。一个企业,往往会拆分为两三个。或者即便是其中一个获得授权执掌产业,但子女之间又会面临矛盾。等到了第三代,由于家庭条件优渥,孩子从小可能会对艺术、文学等产生兴趣,长大不但不想像祖父辈创业时那样辛苦,甚至对经营企业都兴趣不大。

 

这就需要向“现代企业制度”转型,采用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制,但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家庭主义的局限,在这一步非常困难。福山认为,大企业和小企业各有优势。大型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链的顶端,飞机、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尤其如此。而小企业也有好处,它更加灵活。最好的模式,当然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混合,都能协调发展。但要做到这一步,不仅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,也需要政府有效地引导(产业政策)。


不久前,新华社记者联系到福山,他专程为“读书哥”寄来了一本亲笔签名的书籍:“致付先生,谢谢你读我的书,希望你能够战胜病毒尽早痊愈,祝福你——弗朗西斯?福山”


福山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,他没有来得及观察此后中国经济的状况。正好从那时开始,中国进入一轮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创业潮。事实上,在最近20年的创业潮中,互联网背景的新一代创业者,很多都是自觉采用现代企业制度,这是资本和政府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产物。过去20年,中国出现了华为、阿里巴巴、腾讯这样的科技企业,已经称得上是行业巨头,后两者都是上市公司。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,在创业者第一代就成功解决了大型机构创制问题。 

 

如果用福山的理论来做进一步分析的话,这是新技术促进了新的合作和信任关系。某种意义上说,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强调人与人合作的创业文化。年轻一代走出家庭、热心公益的大有人在,在这次抗疫中,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社会信任的力量。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人都能“有机团结”在一起,在募集和运输防疫物资上,展现出很好的合作。这种强调信任的新文化,让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有更好的期许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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